古镇柳孜，隋堤垂柳，沿着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故道，一路追寻着这股水脉。时光深处的大运河，正在身边一路流淌，不疾不徐，自信而从容。八艘唐船、宋代码头、大批唐宋名窑瓷器印证了这块土地昔日的繁华。

这里曾流传着“隋炀帝隋堤植柳护娇娃”的古老传说，木鹅试水探深浅、赐柳姓杨推皇恩，在叩问苍穹间飞度千年时光。

1999年初，S303省道改建工程延伸到柳孜村。正是这次公路施工，在没有想到的时间没有想到的地点，在没有任何历史文化准备的情况下偶遇了历史，唤醒了湮没在岁月中的隋唐大运河柳孜运河遗址。

公元605年至610年，隋炀帝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下令开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全长2700公里，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运河的使用历经隋、唐、宋三代，史称隋唐大运河。

在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中，通济渠起到了“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的枢纽作用。位于通济渠中段的柳孜就变成了淮北地区运河岸边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商旅重镇。当年，隋堤垂柳、拱桥路人，街头熙熙攘攘、叫卖声不绝于耳，“有庙宇99座，井百眼”……岁月裹挟着河水，河水裹挟着泥沙，河床在年复一年的沉积、抬高，终于不经意间成了悬渠。南宋时期随着政权南移，运河的管理逐渐松弛，黄河数次大决口，泥沙俱下，通济渠从此淤塞，这处繁华与文明也因此衰落下来。最终，通济渠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永远沉睡于地下。随着黄金航运线路的丧失，残酷战争的破坏，柳孜也凋零衰落。

时光裹挟岁月的风沙，总想抹去历史的记忆，却又留下草蛇灰线的印迹。1999年那场长达200多天发掘周期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八艘唐代各种形状的木船，一座北宋时期的石筑台体，还有隋唐宋时期我国南北方20多个窑口的4000余件陶瓷器，其他为铜钱、铁器、石器等。从瓷器的釉色和造型初步辨认窑口的有寿州窑、肖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建窑、定窑等隋唐宋时期的窑口。由此，一直困扰考古界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流经路线的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答案，此次考古发现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柳孜在运河历史上这一段高光时刻又重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2012年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开始对柳孜运河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柳孜运河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清理出的遗迹比较丰富。通过这些遗迹现象可以大致了解运河的形成、使用、淤塞、清淤、再使用以及最后废弃的整个过程。重要遗迹有运河河道、两岸的河堤、两岸的桥墩、河道中间的石板路通道、道路、房址、灰坑、木船等。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器物的质地有瓷、陶、石、铜、木、骨、铁、金等。器形有瓷碗、瓷碟、瓷壶、瓷盏、瓷球、陶盆、陶球、陶铃、骰子、瓷围棋子、象棋子、骨簪、铁矛木梳、铁船桩、铜钱、铜簪、石球、石锚、金耳环等。瓷器残片数以万计，可复原的文物数量达7000多件。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被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中华文化的华丽篇章，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了解中国大运河的历史，也是打开中国历史的一扇重要窗口。这也意味着，凭借柳孜运河遗址遗产区入选其中，成为大运河申遗城市之一的淮北，有了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

“沉睡千年，盼望与你相见。看过一眼，窥见漫长岁月。”在运河遗韵展厅里陈列着一艘唐船。残存的船身带着尾舵穿越千年时光，见证了昔日的运河里的波光潋滟，桨声灯影。一次历史的阴差阳错，它沉淀在大运河底，变成了大运河历史的一部分。千年之后，它不经意间以这种苍老的神态重见天日，让今天的古船专家赋予它一个带有地标性的名字——淮北舵。

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隋唐大运河，层层叠压堆积成眼前这十六层清晰的文化层，犹如一本厚厚的时光巨著，记载着河道的演变，也记录下文明的赓续。这部厚重的大典，被今人认真地阅读。大运河是连接古代文明与新时代的桥梁，透过历史一隅，我们得以窥见漫长岁月里，这里“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这里“虹影卧澄波，登高供远瞩”。

我们能照见多远的过去，就能预见多远的未来。1500多年来，大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社会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生动记录着国脉的世代赓续，传承着民族的璀璨文明。即使改道了，断流了，大运河文化仍然是流淌不息，它承载着国人丰富的时间记忆和文化基因，坚定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好地构筑着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记者　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