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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丨两千里淮水 降患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圣志 刘美子 水金辰

善治国者,必善治水。

淮河,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明清时,黄河夺淮,上古佳水成为桀骜不驯的无尾蛟龙。加之“两头高,中间低”的独特地形,每至汛期,两岸沃野变成泽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成为第一条开展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江大河。围绕频繁发生的严重水患,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治淮主要是防洪。从“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到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佛子岭水库,防洪工程建设如火如荼。随之而来的淠史杭等大型灌区建设,增加了粮食供应,人、水、地治理趋于复杂。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一系列重大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治淮从“束水”转变为“控水”和“水为我用”,减灾兴利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实现了“淮河洪水入江畅流,入海便利”这一多年治淮追求的目标。

随着淮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水、地矛盾愈加尖锐,突出表现为流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污染超标,百姓生活安全面临威胁。

2010年国务院再次召开治淮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生态水利”成为治水关键词,并划定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红线”。

从确保江河不泛滥到追求人水和谐美好生态,淮河治理走了70年。70年来,治淮工程与新中国命运休戚与共,与工业文明的繁荣,环境污染的阵痛、人与自然的博弈,交织纠结;这条古老河流的沧桑巨变也折射出中国治水方略的变迁,从“控制洪水”到“洪水管理”,从工程水利、资源水利到生态水利;两千里淮河安澜,见证了中国尊重自然、认识规律、生态优先的发展观的日渐完善。

翻开中国治水史册,不仅仅是淮河,凡兴水为利者,最终都走上遵循自然规律,人水和谐之路。(此为《瞭望》2019年第23期封面专题“两千里淮水降患记”系列报道之一)

责任编辑:任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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